一封來自基輔，給西方左派的信（A letter to the Western Left from Kyiv）

Taras Bilous（烏克蘭歷史學家暨社運人士），2022.02.25

*本文原發表於openDemocracy

當我正在寫這些文字時，基輔還處在炮火轟炸之中。

直到最後一刻，我仍然希望俄國士兵不會發動全面入侵。現在，對於那些向美國情報機構透漏消息的人，我只能懷以感謝。

昨天，我花了半天時間，考慮是否要加入當地的反抗組織。在接下來的夜裡，總統澤連斯基簽署了總動員令，而俄軍也開進國內並準備包圍基輔。這些事情已經告訴我該怎麼做。

不過，在我繼續寫下去之前，我想要對西方左派說幾句，談談他們對俄國侵略烏克蘭的反應。

首先，我想要感謝那些現正包圍俄國使館的左派人士，包括那些正逐漸了解俄國是這場衝突中的侵略者的人。

我感謝那些願意對俄國施壓，希望其停止入侵並撤軍的政治人物。

我還感謝英國和威爾斯議員的代表團、工會人士以及行動者，你們在俄國入侵前就支持我們，並聽到我們的呼聲。

我也感謝烏克蘭團結陣線（Ukraine Solidarity Campaign）來自英國的多年支持。

這篇文章與其他一部分的西方左派有關。包括那些幻想「北約侵略烏克蘭」，以及看不到俄國之侵略的，就像是「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（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）」紐奧良分部那樣。

或者像「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」國際委員會那樣，他們發表了一份可恥的聲明，對俄國隻字不提。

或者，包括那些批評烏克蘭不遵守明斯克協議，並對俄國的暴行與所謂的「人民共和國」保持沉默的人。

或者，包括那些誇大極右派在烏克蘭的影響的人，他們忽視在「人民共和國」中活動的極右人士，並且避免批評普丁保守的、民族主義與威權的政策。你們要為目前發生的種種負上部分責任。

而這是西方「反戰」運動中，更廣泛現象的一部分，即左派批評者所謂的「陣營論（campism）」。Leila Al-Shami，一位英國–敘利亞裔的作家與行動者，為其下了更強烈的字眼：白癡的反帝國主義論（“anti-imperialism of idiots”）。如果你還沒看過她在2018年發表的佳作的話，可以去讀讀。我在這裡只會重申一下這篇文章的主旨：西方左派相當大部分針對敘利亞內戰的「反戰」行動，根本談不上阻止戰爭。他們只會反對西方的干涉，卻無視甚至支持俄國與伊朗的介入，並且對「合法選出」的阿薩德政權不置一詞。

Al-Shami寫道：「許多反戰組織透過主張『敵人就在眼前』，合理化他們對俄國與伊朗介入的沉默。」「這給了他們一種藉口，使其不用採取任何嚴肅的權力分析，來確定誰是戰爭的真正發動者。」

很不幸地，我們也看到烏克蘭國內出現同樣的意識形態濫調。正好在幾周之前，俄國承認了「人民共和國」的獨立，美國左翼雜誌《雅各賓》（Jacobin）的寫手Branko Marcetic，寫了一篇幾乎全面抨擊美國的文章。當談到普丁的行動時，他至多提到俄羅斯領導人表達了「不那麼壞的姿態」。這是認真的嗎？

我不是北約的支持者。我知道，在冷戰結束後，這個集團失去了防禦的作用，採取了更具侵略性的策略。我知道，北約的東擴削弱了核裁軍的努力，並且形成了一種集體安全的體制。北約試圖將聯合國與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邊緣化，並且將其斥為「成效低下的組織」。但我們不可能重返過去，卻也必須在尋求擺脫這種處境的方法時，認清當下的境況。

美國對前俄羅斯總統戈巴契夫的非正式承諾（「不會向東推進任何一寸」），以及布達佩斯備忘錄對烏克蘭主權的保障，這些不是被西方左派不斷提起嗎？他們不是經常支持俄羅斯這個第二大核武國家的「正當防衛」嗎？他們又是多麼常談到烏克蘭在美國與俄羅斯的壓力下，必須移交其核子武器，以換得一紙協議（布達佩斯備忘錄），最終則被普丁在2014年給踐踏！左派的北約批評者，不是將烏克蘭視為北約擴張下的主要犧牲者嗎？

再一次地，關於對俄羅斯的批評，西方左派的應對，是提起美國在阿富汗、伊拉克與其他國家的侵略。當然，這些國家也必須一併被討論，不過要緊的是，要如何討論呢？

左派應該像在2003年那樣，主張其他國家在美伊議題上，未能對美國施加足夠壓力。而不是像現在這樣，在俄烏衝突中，對俄國輕輕放過。

顯著的錯誤

讓我們想像一下，在2003年，當美國準備攻打伊拉克時，俄國表現的就像現在這幾周的美國一樣，不斷發出更高的威脅。

現在，想像一下俄國左派基於「敵人就在眼前」這個教條所可能採取的行動。他們是否會抨擊俄羅斯政府發出的威脅，並主張其「不應淌帝國主義矛盾的渾水」？很顯然地，在這種情況下，這種做法是種錯誤。為什麼這在這次對烏克蘭的侵略中，卻不是如此呢？

在這個月早先以前，在《雅各賓》上的另一篇文章，Marcetic還說福斯新聞的Tucker Carlson關於「烏克蘭危機」的見解「完全正確」。而Carlson所做的就是質疑「烏克蘭對美國的戰略價值」。而Tariq Ali甚至在《新左評論》（New Left Review）中贊同地引述德國海軍司令Kay-Achim Schönbach的推論，認為在烏克蘭議題上，向普丁表達「尊重」是「代價低微，甚至毫無代價的事」，因為俄國可能是制衡中國的好夥伴。請問這是在開玩笑嗎？如果美國與俄國結成同盟，以達成一項對抗中國的新冷戰協議，這難道是我們真正想要的嗎？

改革聯合國

我不是自由派國際主義的支持者。社會主義者應對其予以批判。但這不是說我們就應該支持帝國主義國家的「勢力範圍」劃分。與其在帝國主義兩強之間求取平衡，左派應該為國際安全秩序的民主化戰鬥。我們亟需一個國際安全的全球性政策與體制。我們是有了體制，也就是聯合國。確實，它是有很多缺點，許多對聯合國的批評也是公正的。但人們可以在批評後，要麼拋棄它或促使其改善。對於聯合國，我們需要選擇後者。我們需要對聯合國提出一個左翼版本的改革與民主化方案。

當然，這不是說左派就應該支持聯合國的所有決策。但使聯合國在解決武裝衝突中的角色得到全面強化，應該能使左派削弱軍事–政治結盟在衝突中的重要性，也能降低受害者的數量。畢竟，我們同樣需要聯合國去解決氣候危機以及其他全球性議題。許多國際左派對這一訴求的反感是可怕的錯誤。

就在俄軍入侵烏克蘭後，《雅各賓》歐洲版編輯David Broder寫道，左派「不應為反對美國的軍事回應感到抱歉」。當然，就像拜登好幾次提到的，這不是他想要的。但大部分西方左派應該誠實承認，他們在針對「烏克蘭危機」提出回應這點上，全然給搞砸了。

我的看法

我在結束這篇文字之前，想要簡短談談我自己和我的看法。

在過去八年中，頓巴斯已經成為分裂烏克蘭左派的主要議題。我們每個人在個人經驗或這樣那樣的影響之下，建立起自己的立場。因此，換做另一位烏克蘭左派朋友，就可能用完全不一樣的方式去寫這些東西。

我出生在頓巴斯地區，不過是在一個說烏克蘭語，有民族主義氛圍的家庭中長大。我的父親在1990年代投入了極右派，見證了烏克蘭的經濟衰退，以及前共黨領導階層的富有，而他自1980年代中期便為此作鬥爭。當然，他是相當反俄的，但也是個反美人士。我依然記得他在2001年九一一時說的話。當他在電視上看到世貿雙塔倒塌時，他說那些攻擊者都是「英雄」（不過他現在不這麼想，而是認為美國人自己故意炸掉的）。

當頓巴斯戰爭在2014年爆發時，父親以志願兵的身分加入了極右的艾達爾兵團（Aidar battalion）。我的母親逃到盧甘斯克，祖父與祖母則留在他們的村莊，後來落到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」手中。祖父譴責烏克蘭的親歐革命。他支持普丁，表示其「重整了俄國的秩序」。儘管如此，我們還是試著和彼此聯繫（不談政治）且互相扶持。我嘗試著同情他們。畢竟，祖父和祖母花了大半生在集體農場工作。父親則是建築工人。對他們而言，生活是不容易的。

2014年的事件 — — 緊隨革命而來的戰爭 — — 將我推向和大部分烏克蘭人相反的方向。戰爭消除了我心中的民族主義傾向，並把我推向左翼。我想要為人類更好的未來而戰鬥，而不是民族。我的父母，因為有前蘇聯所遺留的傷痛，並不理解我的社會主義理念。父親鄙視我的「和平主義」，而在我現身在一場要求解散亞速兵團（Azov regiment）的反法西斯抗爭中之後，我們之間也起了一次惡劣的爭執。

當澤連斯基在2019年春季成為烏克蘭總統之後，我希望如此可以阻止正在蔓延的災難。畢竟，這位說俄語的總統，由於頓巴斯和平綱領而勝選，而且他的笑話在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之間也大受歡迎，要對他進行妖魔化，是不可能的事。不過，事與願違。當澤連斯基的勝選改變許多俄羅斯人對烏克蘭的態度，戰爭仍然無法避免。

在最近幾年，我已經寫了一些有關頓巴斯戰爭的和平進程，以及有關雙方受害者的東西。我嘗試促進對話。但這些現在都化為烏有。妥協是不可能的。普丁可以隨意策畫一切，但縱使俄國占領基輔，並且換上他們的政府人馬，我們也會進行抵抗。這場戰鬥將持續到俄國滾出烏克蘭，並且為所有的苦難與毀壞付上代價。

因此，我最後要對俄國人民呼籲：趕快起來推翻普丁政權。這是關乎你們的事，如同我們一樣。（Klaus Chen譯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