楊儒賓的「1949論」與我的「逆向中國史現場經驗」
一、
如果說，人有意識地、自覺地發展知性的期間，約莫是指18至20歲之間這段青澀時期的話，那麼，從我開始具有這種意識的將近20年來，已經聽聞許多人文科學領域的「方法論焦慮」，這又部分較頻繁地出現在某些文化研究或歷史研究領域之中，諸如「亞洲作為方法」（陳光興），「作為方法的中國」（溝口雄三，原為1989年著作名），「作為方法的日本」（孫歌論溝口雄三），或者「作為方法的東亞」（甘懷真）。在據說本土意識蔚為主流的當下，「台灣作為方法」就算不直接指明，也是瀰漫著各個思想生產與角力的場域。
最近中山大學針對楊儒賓的未刊新著《思考中華民國》舉辦了系列論壇。楊儒賓，他是新儒家的學者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他寫過幾本蠻有意思的書，如對於五行的存有論探討，從身體政治談論儒家的功夫論，以及對莊周思想的再詮釋（見《儒門內的莊子》）。
我沒有細讀過這些著作，但基本上，我對這些研究的印象是非常好的。或許是因為，這些研究不標榜「現代地理解」中國古代思想，或生套歐洲哲學傳統下的概念，而是不同學科的參照之下，重新進入古代思想的詮釋。這些考掘對於發展另一種迥異於西方知識話語的思想資源來說，是相當重要的。
但楊儒賓令人印象深刻還不只是他的思想研究，另外在於他提出的「1949論」。迥異於國民黨、共產黨或台派人士的論述，楊的「1949論」不局限於狹隘的政權鬥爭史，或者訴諸一種悲情、甚至有時顯得有點怨恨的情緒流露，反而將焦點定於「中國現代性進程」與「漢華人文知識」在台灣的再整編之上。其實這是一體兩面。當然，楊的「1949論」與中國統一沒有任何關係，因為楊的論點一直聚焦在文化的遷移與融通之上。不可否認，中國文化一直是台灣文化的重要基底之一。而我們都知道，這一線索最遠可追溯到明鄭時期。也因此，明鄭也成為楊儒賓的思考對象之一，但不是如過去國民黨的鄭氏民族救星論，或者如當代輕視明鄭的取向，而是將明鄭的東來視為文化遷移的客觀事實。而這些思考，都隱含著一個預設：在海峽對岸的另一個中國，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之下，漢華文化的命運又是如何？
王德威曾巧妙地以「納中華入台灣」形容楊儒賓的「1949論」，但客觀來說，中華本就在台灣之中，只是在許多因素下，被有意識地忽略或排擠，不但在文化上如此，在政治上也如此。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內化與合一，又是客觀事實。這個國家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下的產物。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如此。換句話說，這是帝制崩潰下，雙重中國現代性相互競爭所導致的矛盾局面。這一視點，唯有在楊的「中華民國作為方法」的預設之下，才能重新被發掘。
二、
當然，在眾多的「方法」之中，有了這麼一個「中華民國作為方法」，這為我們觀察中國或東亞的未來，再次提供了一個實驗性的機會。不過，我想藉此機會談談一些個人經驗。
無論是亞洲、東亞、中國作為方法，無非都是相當鉅觀的視角。這為我們發現自身個體在歷史中的維度，提供相當重要的契機。但微觀的視角呢？在這裡，我沒有甚麼自家版本的方法論，但在一些特殊的機緣下，我認為自己擁有某種體驗歷史與現代性的角度，儘管這並非不證自明，或者多少具有某種主觀性、想像的成分。
據族譜記載，我的在台一世祖在1724年渡台，時為雍正二年。先祖來自福建漳州府的一個村莊，叫做店前村，在目前的福建309省道旁，屬於平和縣大溪一帶。拜今日科技所賜，我能夠從衛星圖看到，那是一個群山環繞的山村，不遠處還有一座客家土樓，應該是閩客混居的地方。廣東省，就在咫尺之外。
大溪鎮因地處偏遠，地勢封閉，因此在發展上相當緩慢。直至最近，還是中國「脫貧攻堅」的上萬鄉鎮之一。
我的祖先來自這樣的地方，是務農還是經營地方小店，無稽可考，只能確定是經由漫長的山路，近的話到達漳州，遠的話到廈門，渡海，然後來台。
那麼，我在福建的祖先就都來台灣了嗎？我的渡台祖字號「三郎」，或許可以推想，可能有所謂的「一郎」、「二郎」等還留在中國本土。如果兄弟來台，卻彼此不相聯繫，似乎是較難想像的。再加上，中國傳統的人際格局是家族，設想有另一部分的祖先留在中國本土，是理所當然的。
於是我想，這些未渡台的祖先，會繼續過著甚麼日子。歷史書告訴我們，清之後是民國，然後是人民中國。而在這之間，經歷了一連串的民變、地方割據、革命、內戰等。但這些都是一個概覽，是中國全局在現代性難產之下的縮影。那麼，在這些耳熟能詳的歷史流變之中，我的這些未曾謀面的祖先一脈，又是過著怎樣的生活？
於是我開始查找地方性的資料。或許因地處邊遠，難以獲得什麼。很偶然地，我發現了一些資料，談到了「閩西蘇區」，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福建西部的活動。既然談到了「閩西」，那麼是否會有我先祖曾經活動的區域？在有些文獻，我會看到「平和」，但不確定共產黨的活動範圍到哪裡。也間或看到一些文字敘述，但資料零碎，也覺得在認知上不直觀。後來，我找到一張由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製作的簡圖。在簡圖中，順著平和縣城往西南的方向，有一條路線，向南通到韶安。這條線基本上就是現在的309省道。對比起來，大溪鎮就在簡圖中的紅色根據地之中。自然，我的祖先如果還留住在大溪的話，那麼他們必然是進入到革命之中，與歷史同步了。（當我撰寫這段文字時，我找到了中國共產黨縣區幹部派遣開闢大溪一帶的敘述*）
於是，在此，我那未曾謀面的血緣及其後代，是真實地與中國近代史的一個時段吻合起來。他們遇見了共產黨革命的現場，而我，在海峽的另一岸，過著自由民主法治國下的微小日常。這一國家 — 社會體制，所接合的正是另一脈中國現代性的敘事，也就是「民國」對帝制的顛覆與無盡的痛苦難產。我與我那未曾謀面的祖先及其後代，分享了中國現代性的兩個進程。我沒有經歷1949，也不一定享有「1949論」背後的歷史記憶。但「中國性」就這樣以一種逆向連通的方式，串接起一種無以名狀，一種歷史的超 — 真實（hyper-reality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