越在地，越國際？：一個對文化與思想領域中建構主體性之焦慮的商榷​

i.

12/16下午參加了一個論壇。我發現，一旦牽涉到「跨文化(transculture)」的話題，會議就會開非常久，超時結束是基本款。​​

談到跨文化，整個文化際(intercultural)的現代性張力必然在會議中炸開，尤其在這個國家，必需時不時用漢語來思考來自外部的各種文化資源，這種張力更是緊繃。​​

下面就談一些個人想法，並不是很嚴謹，但認為值得提出探討。​​

ii.

既然，在自己語境之內思考來自外部的思想 — — 至少以哲學為例 — — 是「跨文化」的重要概念，那麼，這一要素早已蘊藏於周遭各種知性的交談之中。所謂「跨文化研究」是一種「比較學科」的說法，就可以休矣。​​

（我個人認為，在這方面，中國做得比我們來得徹底。雖然有人會不同意我的論點，但中國粗暴且批發式的翻譯產業，將大量外國文獻帶入漢語語境，雖然經常有品質不穩定的毛病，而且據說在翻譯操作上，必須服膺某種統一規範而相當沒有彈性，不過還是可以說，中國的「跨文化事業」在某種程度上，做到了一種巨大規模的打樁式行動。）​​

話說回來，就跨文化研究，至少是哲學領域來說，是否要先為「跨域」的主體進行奠基，我認為是一個相當值得討論的話題。我不願太自作主張。只是認為：在跨文化的脈絡下，進行一種「主體際性(intersubjectivity)」的推想，是個滿誘人（但未必「正確」）的想法。​​

iii.

所謂的主體際思想，就是肯認世界不只是單獨映現在我面前，而是同樣也映現在他人之中。簡言之，這世界是為我與他人所共享與共知。當然，要延伸到這個他人，前提還是要先肯認「我」這個主體的存在。​​

這種想法實在非常容易往文化–政治範疇的類比滑坡。也就是，是否要先確定自己的「文化主體」為何，然後才來理解「跨文化」？ — — 畢竟，在這種思維中，世界是由不同的文化我群與文化他者所共享的。​​

iv.

前面已經說到，當在A語境裡思考由B語境而來的思想時，就是在做一次跨文化的思想行動。因此，上面的滑坡，老實說是很奇怪的。但這是一種誘惑，一種建構性的誘惑，為的是建構出一個主體。所謂的「建構」，類似提出一個本質性的事物，無論是傳統形上學的由雜多抽象出普遍，或者現象學的「本質直觀」，建構或多或少有一種固化的作用。在文化–政治的範疇而言，建構主體就是劃定疆界，一個吸納與排出的辯證過程。​​

這個「吸納與排出」的代價是什麼？有些人對這種建構表示歡迎，有者則非常反感。我不是不理解那種為建構主體感到焦慮的心態。有些語境中的思想者，不必為此感到焦慮。為什麼？是因為，他們有一個據說成為「傳統」的文化脈絡，就像歐洲人可以宣稱他們的文化可回溯至古希臘？還是因為，他們早已擁有一個政治主體作為擔保？但是揆諸歷史，根本沒有什麼真正的政治主體。所有的政治單位都在歷史中再生與消亡，就算是現在的法國也不是過去那個法國。連「歐洲」經過了中世紀、大革命、兩次大戰與冷戰等，都很難說它往昔至今都具有同一性。是否可將政治單位作為跨域的主體，顯然不那麼理所當然。​​

v.

用通俗的話來說，「越在地，越國際」是一個極具誤導性的說法。從來沒有人釐清，所謂「在地」的範圍是到哪裡：一個國家，或者超國家的範疇？相對地，「國際」的說法卻已經先入為主地暗示「在地」等同「國家」的公式。為此，在語境中思想的問題就徹底被忽略了。​​

相對於這些內部批判的觀點，晚上和朋友聊到這個話題時，對方提供一個外部批判的觀點，也就是認為，我國在國際層面上進行主權肯認的機能，長期處於癱瘓狀態，因此「建構主體」的功用便從國家機器逸出，轉移到文學、藝術等領域。近年來，哲學領域出現相關嘗試，也是同樣的道理。​​

或許，這個結論是最顯而易見的（但是否僅止於此？）。在絕大部分時刻無法處理外部主權問題的情形下，將上述的內部批判思路給修正並深化，我認為是相對較適合切入的基點。